北京上访村地址： 北京火车站南站附近的一个村落：东庄，属于丰台区，那是一个概称,主要是指上访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行政村,并无固定地址及联系电话。
东庄位于北京永定门地区，这里紧邻北京南站，交通便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聚集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因此，这里成了进京上访者聚居的首选之地。
独特的“上访文化” 显现“上访村”
年过古稀的上访者商学珍就住在东庄，而且一住就是3年多。
3年前，已经从山东省济南市再生物资公司退休的商学珍因一起感情纠纷被打伤。直到现在，商学珍还是一直犯头疼，大小便失禁，并伴有遗精现象。他到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经过法医鉴定，认为构成轻微伤，属于治安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又多收了他60元鉴定费。为此，商学珍怀疑公安机关弄虚作假，随后他向公安机关索取法医鉴定结论书又遭到拒绝。拿不到法医鉴定结论，他到法院起诉又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和商学珍一样住在东庄的上访者众多。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数字显示，“上访村”平时大约有2000名访民，而“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 人。这个庞大的上访群体在上访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上访文化”。
在“上访村”，访民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由于长期上访，他们没有丝毫收入，只得以乞讨和捡拾垃圾为生。露天居住的访民举目皆是。在“上访村”路边的小摊上，国家颁布的各种法规应有尽有，大到《宪法》、《信访条例》、《拆迁法》，小到各地颁布的法规、规章，不一而足。小摊上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以上访者的上访经历为蓝本而改编成的《上访歌》。有一位访民还当着记者的面用家乡的沂蒙小调唱起了《上访歌》，唱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很具有感染力。
近六成群众“告御状”为给地方政府施压
2005年5月1日，新《信访条例》正式实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曾短暂缓解了上京信访的形势。此后，各地纷纷开展“变上访为下访”及“大接访”的活动，以图消除进京上访。
然而，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许多上访者是由于对答复不满意或者对地方领导人不信任，再次进京上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访民已经把“上访村”作为一个社区组织，他们坚信只要能引起中央领导重视，自己的问题一定就能够解决。
社科院的调查也表明，超过60%的访民希望通过进京上访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问题可以直接解决。而且也确实有访民因上访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而解决了问题。
2004年底，农民张丽反映她家的一个临时房屋被拆迁，但是她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上告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增加分量，顺便把村干部、乡干部在退耕还林补偿款等方面的问题，也抖出来了。因为她所在县在国家信访局外面有人截访，所以通过在京打工老乡的帮助下把状纸递进去了。结果，引起了国家信访局有关领导的重视。该县信访办立刻责成她所在的乡政府解决，但前提是不要再来北京告状了，并给了她200 元钱，让她回家。回去后，赔偿问题圆满解决。
在调查中，课题组同时发现，大多数访民也知道通过上访直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上访的主要目的是催促办理。超过半数的访民希望得到中央的批文。
60.71%的上访者进京上访的目的主要是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来，让中央知道情况。还有 59.77%的访民表示，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58岁的黄进安原来是一个包工头。1999年6月，他承包了河南省驻马店市豫剧团住宅楼工程。然而，工程完工后，60万元的工程款对方分文未付。为此，双方不惜对簿公堂。黄进安最终胜诉。官司打赢了，法院却不执行，黄进安还是拿不到一分钱。无法面对300多名民工讨要工资的目光，黄进安开始背井离乡到北京上访。
8年过去了，黄进安的案件成了一个“悬案”。然而，他给记者的材料中，更多是反映他在上访过程中的不公待遇。在和记者的访谈中，他反复叮嘱记者：“我的案子不重要，我们上访群众的真实生活你一定要反映反映。”
处理信访过程中 也有腐败现象
新《信访条例》问世前，社科院曾经对信访现状做过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
这一严重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为此，新《信访条例》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确定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新《信访条例》实施后，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国家信访局的信访大厅及周边都出现了保安站岗，不允许地方接访人员再拦截上访者。
然而，在许多地方，上访量一直是上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对下级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上访量高，特别是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多，地方政府领导就会被追究责任。一位基层接访干部说：“集体访、个人访达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评，甚至换位子，摘帽子。”
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截访”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基层的上访记录，向上级信访机关接待部门有关人员送礼拉关系应运而生。
中部地区某县一位接访人员说：“请客送礼，登记了可以消掉；不请客送礼，一旦上级信访部门登记上就没有办法补救了，或者说补救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访接待人员不得不想办法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人员拉关系，请客送礼。河南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文件也称，“销账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信访法》，化解信访 困境的现实出路？
《信访条例》出台后，信访群众对其寄予厚望。社科院的调查数据表明，有多达81.26%的访民学习过《信访条例》。然而，新《信访条例》实施近两年后，只有18.8%的信访群众认为应当加强信访部门的权力，大多上访群众认为现行信访制度应当彻底改革。有36.65%的访民认为应撤销各级信访部门；还有41.73%的访民认为应当由人大代表来负责接访，并协助处理问题。
其实，上访群众提出的彻底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早在两年前学术界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新《信访条例》的修改最终采取了“搁置争议，规范为主”的原则。
社科院的调查报告认为，改革现行信访制度在上访人群中同样产生争议表明，目前信访制度改革传递给社会的信息较为混乱，需要对信访改革的方向加强研究和宣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进一步把信访的救济的功能分离出来。
蔡永飞认为，现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只适用于行政机关，范围狭窄，法律效力也比较低。而规范和调整信访活动应当是体现和实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保护和规范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应当是宪法性规范，必须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
作者：于建嵘
2012年的新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这个被忽略、受漠视的群体……
小吉祥
小吉祥的妈妈王秀英是河北承德人，自称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打致残，受伤部位在肋骨和腰部。现在她上台阶时都需要扶着栏杆，她和女儿的生活用水全靠隔壁的“哑巴”帮忙提。今年7岁的小吉祥出生在收容所，随母上访、流落至今。去年有个好心的电视台女记者，带来一千块钱和一把铅笔，让小吉祥去上学。到了期末考试时，由于出水痘，小吉祥的考试成绩只得了全班第三名，期中考时是第一。王秀英对女儿说：“要努力读书，这是唯一的出路，能改变命运的出路！”
李大姐
曾经在河南平顶山打工的李大姐今年58岁，来京为二儿子伸冤。二儿子12岁时，被5个学生打成神经病，施暴者没有受到李大姐所期望的法律制裁。对方想私了，她说多少钱都不要。如今，她老伴儿早已去世，大儿子也已结婚生子。李大姐独自一人坚持到北京上访，据她说往返已有30多次，这次来了三个多月。
陈玉蓉
来自河北的陈玉蓉老人已74岁，最近一直露宿在桥底下，现在距她初次出来“讨说法”已经28年了。在陈玉蓉叨絮不清的陈诉中，我大概了解她上访的缘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承包分配纠纷，被单位领导借故开除，1996年她进收容时被没收了所有证件，今年“五一”回家才补办了身份证。
黄志武
来自湖南的黄志武是少数不主动与我谈论上访案件的人，只是淡淡地提了句：“民事纠纷”。30多岁年轻力壮的他曾直言在管庄附近打过几个月短工，但讨不回工钱。黄志武经常提及的是住在他隔壁、常数日不归的女孩胡文娟。他总怀疑胡文娟受到某人的威胁、控制。据称，他还为此打过110。黄志武常去缸瓦市基督教堂做礼拜，几次想去跟拍，未果。也许，他在寻求内心的安宁。
杨德起
今年39岁的湖南省安化县农民杨德起，2008年8月与邻里发生冲突，下颚、颈胸部、左手背被砍3刀，侥幸逃生；其父杨其祥头部受重创，在医院抢救17天无效身亡。杨德起自称被凶手及办案人员勾结反诬，蓄意栽赃陷害，臆断案情被判15个月。他70岁的老母亲曾为此事来北京上访，当即被拘留7天，遣返原籍后又遭拘留10天。杨德起来京上访数月，也多次被遣返。
首都繁华CBD喝着咖啡的白领，桥洞底下无家可归的上访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个时代的“切片”，少了任何一部分，对这个时代的记录都是一种缺失。在我断断续续拍摄的一个多月里，是京城最寒冷的季节。偶尔见到一些低调的民间公益组织给露宿的访民们送被褥和冬衣，也有的派发食品。据悉，春节前夕警察也派发过袋装速冻水饺。其实，类似这样基本的人道救助，正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体现。
一位三个多月曾被遣返八次的上访者说了一句话，令我如遭电击般浑身一颤：“用自己的血与命换自己的尊严！”
作者/林克
上访歌：
- 贵州前副市长否认因女儿遭强奸举家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