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种子的轨迹 一朵花开的时间
——贵州南繁育种基地素描
带着山的血缘去看海，带回海的气息，每年数千公里的跋山涉水，这是种子的生命轨迹；
追逐梦想，每年从贵州远赴三亚，数月耕耘，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家，这是南繁人的生命轨迹。
十月，当贵州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三亚开始孕育新的花蕾，花开两季，南繁人的激情得以两度迸发；
漫漫五十年，南繁从起步到繁荣，进入永不凋落的花期……
贵州省农委的同志和南繁专家合影
认识南繁
这是2012年，立春刚过。贵阳气温依然在零度以下挣扎，三亚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的贵州南繁育种基地依旧沐浴在璀璨的阳光中。放眼望去，试验田里全是高高低低的玉米，苍翠温暖。
贵州大学农学院柏光晓教授端出一盆刚从地里采来煮好的白糯玉米，热气腾腾，放在院子里的桌上。
她已经是30年工龄的“老南繁”了。柏教授的生活轨迹是贵州育种人的典型：每年10月份来海南播种，3月份收获种子回贵州又开始新的实验——播种，周而复始，随着种子生长轨迹在海南与贵州之间迁徙。
南繁广义上指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的农作物育种科研人员，将当地的育种材料拿到该线以南的地区，利用其冬季的光热资源进行种植，以增加1个甚至2-3个育种世代的选育，从而在时间上加快1至2倍的育种进程，及异地育种研究过程。
贵州的南繁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去年，全省登记在册的南繁单位有30家116人，南繁总面积达7624亩，为贵州选育出一大批水稻、玉米、蔬菜等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出自南繁基地的贵州自育水稻、玉米良种已分别占全省常年种植面积的20%和70%以上，为贵州近10年粮食持续增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繁基地对贵州来说有三个作用。一是加速了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二是保证了种子的质量，三是保证了供种安全。”省种子管理站负责人李其义解释道。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贵州农业种子管理部门每年都在海南开展种子纯度种植鉴定工作。据省种子总站提供的数据，贵州每年鉴定的品种数量，少的年份100多个，多的年份达到1000个以上。经过南繁纯度种植鉴定，确保了贵州农业用种的安全，维护了贵州种子市场秩序。
他算南繁基地“元老”，那个年代育种，为解决温饱还得进山砍柴，肩上被沉重的柴禾磨得全是血泡。
——痴迷育种路
如今已退休的王树伦租住在崖城镇城东村村支书家中，仍然在南繁基地继续他的育种研究，把同样退休的妻子拖下地里和他一起育种，与当地居民颇为熟络的他在这里丝毫不似异乡人，每天收工后他就和房东一家还有周围的邻居坐在堂屋里聊聊家常，日子很惬意。
1971年，王树伦参加农业部组织的杂交玉米栽培技术学习组，第一次来到南繁基地。当时毕节很多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他们这批人要解决的是提高产量。南繁基地可以加代进行育种工作，缩短培育高产玉米品种的时间。
此后，他开始了南繁——毕节两地育种的生活。每年7月底到南繁基地，次年4月份收种子结束后回毕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40年。
那时的基地周围鲜有农家，只能自己到老乡家借点木棍搭个简易的窝棚、铺点草挡风，十几个人睡在一张用木板铺就的通铺上。煮饭要靠到深山砍柴，每隔2个月左右，轮流派6、7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当地人带领下跋涉一天进山砍柴。为了节约更多的时间来搞研究，王树伦和他的同事们往往选择尽量一次多砍些，每次进山都带上米和油，一去呆上2、3天，每人两边肩上都被沉重的柴禾磨得全是血。
“苦点累点，只要能育成好的品种，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有一次我从海南回毕节时，2岁的女儿记不得我，怎么也不肯叫我，我心里难受极了。”王树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轻轻地叹了口气。“孩子们最需要父亲关心、陪伴的时候，我不是在南繁基地，就是在毕节农村，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愧疚。”
对于育种的痴迷让王树伦即使在离开农业部门、任职毕节县副县长的5年时间里，也没有放弃他的研究，每年仍然抽时间到南繁基地做研究。
王树伦与贵州农学院教授代保威共同花了近10年时间，对常规杂交种进行彻底改造，选育出72个带有山区血缘、遗传基础丰富且遗传背景复杂的优良杂交组合，并从中筛选出13个优良品种，可供山区、坝子、坡地、半山和高山等不同生态环境因时因地“对路”选用。这种命名为“贵毕系列组合”的新品种，经过在黔西北、鄂西、陕南以及巴蜀盆地等20多个山区县进行了累计10多万公顷的试种，结果表明，其适应恶劣环境的可塑性明显优于单交种，具有早熟、不早衰等多种优点，比常规杂交玉米至少增产1成以上。
他们成功破解了高寒山区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实现杂交玉米高产技术难题。
1996年，毕节提出要掀起一场“杂交玉米革命”，时任省长的吴亦侠视察毕节时也对贵毕系列给予了高度肯定，提出要在全省推广。这些事情对于痴迷育种的王树伦来说再次带来了触动，1997年，他放着旁人羡慕的政治前途不顾，调到省种子管理站，一门心思搞育种去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来由于父亲育种研究忽略家庭而反感育种工作的一双儿女现在竟然都接了他的班。王树伦的儿子曾有过一段叛逆的日子，他想用这种方式引起父亲对他和姐姐的关注，高考前，因为志愿问题，王树伦和儿子有了一次难得的长时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把这些年从事育种的经历、内心的变化
给儿子作了详细的解释。这次谈话后没多久，他的儿子在一天放学回家后突然向父母宣布：“我要报考中国农业大学！”
2004年，王树伦的儿子毕业后，拒绝了家人给他安排稳定工作，选择到民营育种公司打工。三年后，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育种公司。王树伦退休后，顺理成章进入儿子的公司当起了育种顾问，继续他的育种梦。
上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黄宗洪、陈泽辉和傅同良肩挑种子、辣椒和油，手提生活用具，换乘火车、汽车、轮船辗转来到三亚。30年来，三个人都从中找到了——生命的理解。
黄宗洪的“专注”
在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贵州省旱作南繁育种基地，挂职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我省首席水稻专家、省农科院副院长黄宗洪和我省首席玉米专家、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泽辉陪同省农委慰问组前来看望在这里的50余位贵州籍南繁育种人员。
30年前，刚参加工作9个月的黄宗洪怀揣着边防证、从贵州转到海南的购粮证、单位介绍信，肩挑着种子、辣椒、油，手提着生活用具，数次换乘火车、汽车、轮船辗转至少一周，终于来到了三亚镇羊栏村庙林大队新峰生产队。挤下13个人的一间五六十余平方米的破烂住房，就是他们在南繁基地的家。
“每天面对上千份材料，细微观察它们的变化，也许别人觉得很枯燥、很繁重，但是水稻就像自己的孩子，为它付出再多你也愿意，何况我们搞科研的，下地种田是奔着一个个问题去的，进入那个状态，你就会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乐趣，那是很愉快的过程。”黄宗洪一说到南繁育种，脸上立刻浮现出一种童真的笑容，简单、满足、着迷。他说有一位80余岁还在坚持到南繁作栽培实验的老人，曾是某省三届省领导，年老多病，但是只要一下田，站在水稻旁，他什么病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份事业的魔力。
黄宗洪觉得南繁基地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全国的育种专家在这里不仅收获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比如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同时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也从这片土地上吸收了营养，逐渐成长为业界专家，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只要你专注于这片土地，你的收获会很多！”
陈泽辉的“突破”
我省各科研机构、种业公司和个人在三亚的育种基地主要在九所镇和崖城镇及三亚市郊，当汽车前往三地进行慰问的途中，陈泽辉不时地指着路旁的田土，告诉随行的人，这里是袁隆平院士发现杂交稻的地方、那里是他的一亩三分地，那边是哪个省的基地，南繁基地早已成为他的另一个家，对这里的一切他了如指掌。
陈泽辉(左)在基地观察玉米生长状况。
陈泽辉的玉米地在崖城镇，距三亚市区40公里。自1999年陈泽辉的玉米地搬到崖城至今，每年的11月到4月份，到南繁基地工作，他一直住在农户家中，虽然比不上一些自己建房居住办公的同行，但是比起28年前刚到海南的条件好多了。
每天早上，陈泽辉和他的同事们7点起床下地两小时后回住地简单煮点面做早餐，往电饭锅里扔把米煮上稀饭做午餐。12月底授粉期间，午饭后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他们得趁着12点半到1点半这段时间花粉最活跃的时候，到地里赶花授粉，这时候是三亚最热的时间段，太阳特别毒。晚上5、6点钟从地里收工回来，吃上一顿较早饭和午饭“丰盛”的晚餐后，陈泽辉和同事们散散步、打打羽毛球，之后他们会回到各自的房间分析标本、看看书、上上网或者继续未完的书稿。“生活还是很丰富的”，陈泽辉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陈泽辉回忆，直到90年代中期，南繁基地交通通讯还是很不方便，同事家小孩生病，他们当时的驻地根本没有电话，当时又没有手机，家人从贵州寄封信来要他赶回去，等他接到信赶回去，孩子并已经好了个把月了。
“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你选择了育种、选择了搞科研，你就必须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追求更高更好，就像上了奥运会的跑道，你的目标就是破纪录。”也许听来这很残酷，但是陈泽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闪耀着一种让人羡慕的神采。
傅同良的“幸福指数”
贵阳市农科所负责人傅同良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乱点鸳鸯谱”上。
在崖城镇贵阳市农科所南繁基地的院子里，各种颜色的大大小小玉米种子摊了一地。
傅同良在基地研究玉米种子。
“选不同种子杂交，就会得到不同的新种子，得看你的目的。是准备培育皮较薄、糯性口感较好，还是抗病抗倒性较强品种，或者产量高的品种，里面的组合奇妙得很。”他随手拿起一黄一紫两袋种子，嘿嘿一笑，似乎妙不可言：“我就是那个乔太守。”
老傅主要研究的是甜糯玉米。至今，主持育成并通过省和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已有12个，交国家种质资源库400多份地方品种，使省内一些优异的食用豆品种资源得以在国家资源库中保存下来，成为贵州省育成并通过审定农作物品种数量最多的育种专家；其中筑糯5号是贵阳市60年来的第一个国审农作物品种。
老傅200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9月被农业部表彰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
去年，市农科所在崖州镇建立了30亩的基地，还新修了一栋两层楼房，楼顶上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每道门上贴的春联都是自己写的，紧紧围绕育种生活。比如：千百种里挑好系，万个品种选一粒。横批：精挑细选。
每个房间布置都很简单，一张床，一个凳子，一个衣柜。老傅的那顶大草帽和工作服——棕色的长袖T恤和裤子就放在凳子。
新来的年轻人跟老傅进入横七竖八的玉米叶包围得密不透风的试验田，总是会抱怨：跟洗桑拿似的。
老傅却说“乐在田里”，自称幸福指数很高。一进玉米地就啥也忘记了。每株玉米每天生长的情况，他都记录在案，就像“盘”个娃娃一样。
“种子加一代，人脱一层皮。”老傅说。
要育出一个品种，首先要经过七八代甚至十几代的套袋自交，选育出性状稳定的自交系，然后经过两三年的杂交组配和鉴定筛选试验，再经过两三年的国家或省组织的区域试验，同时经过专门机构的DNA鉴定、品种分析、抗病毒性接种鉴定和亲本鉴定达标，才能通过审定。
育种杂交时怕被“污染”，必须选好隔离区。让杂交远离虫媒、风媒……因此，老傅一度最头痛的就是跟当地农民打交道，要别人遵守不在隔离区内种植同样作物的约定。试验常常是保密的，必须远离其他的试验者……
育种是件寂寞的事。
站在基地楼顶上，放眼望去，只有大片大片寂寥的绿色，鼻子里嗅到的是农药的味道。
偶尔传来一声尖叫，那是本报记者在试验田边小道上偶遇了条黑乎乎的蛇……
“要吃得苦，耐得住寂寞。”老傅总结完自己的育种生活后又补充，能做一份对大家有意义，政府又积极支持的事业，我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很高。
他们是“新来者”，带着新项目，带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火红的希望
遵义市农科所的专家，40出头的令狐昌英穿着件紫白格子长袖粗布衬衣走过来时，更像一名朴实的农妇。皮肤黝黑，尤其是一双手，黑而粗糙。
她和丈夫于常水在离贵州省南繁基地8公里外的赤塘村租当地农民的房子和土地育种辣椒和高粱。这两个品种的目标都是奔高产量去的。
令狐昌英在高粱基地做记录。
截至去年，他们所通过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辣椒品种有遵辣1号、遵辣2号、遵辣3号、遵辣4号、遵辣5号和遵辣6号。“去年，遵义市政府推广了遵椒1号，迄今为止面积大约15.5万亩。”于常水告诉记者。遵义市农科所累计建遵椒1号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1048亩；与农户共建标准示范基地累计33500亩，产量732.91万公斤，产值12412.10万元，年均产值6206.05万元，年均亩产218.8公斤。为酿制茅台酒育种的高粱，经过2008年来的系统选育，已选出了16个有苗头的新品系，产量大幅度超过当地种植的红缨子。目前正在进行适应性鉴定，其中，有6个新品系送到有关部门检测，3个新品系理化指标全部达到优。
于常水所在的课题组申请到的辣椒项目来自于遵义市政府。近年，遵义市把辣椒列为“六个百万亩工程”之一，力图通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施品牌战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辣椒产业的全面升级。
政府的推动，使得原本冷门的研究逐渐变得火热起来。2005年，于常水和同事来三亚育种辣椒，育种太苦，资金有限，最惨淡时，只剩夫妻两个。
“在最热的七八月份，我们要收集辣椒花粉。花粉偏偏在毒日头下最多最容易收集。周末加班没有补助，只有干不完的活儿。退出也是正常的。”令狐昌英本来在遵义市农科所子弟学校当老师教数学和英语觉得丈夫太苦了，干脆调到农科所，一门心思跟丈夫学育种。
于常水回遵义时，令狐昌英就在赤塘村独自照料试验田里的辣椒。
这里气温高，没有可以杀死害虫的越冬期，因此病虫害非常严重。蓟马吃很嫩的叶子，螨虫要吸辣椒花粉和里面的黏液。这些都让她“心慌啊”。半夜起来翻看丈夫的笔记，上网查资料，去镇上的农药店一家家咨询。“谁能更说服我，我就买谁的农药。”
去年，三亚鼠患严重，不知道哪里跑来那么多老鼠吃辣椒的胚乳。尽管一看到老鼠，令狐昌英浑身鸡皮疙瘩，但是，为了保卫试验田，她不得不想各种办法灭鼠。最终，她找到了适合的药，弯腰在每一行辣椒丛中都放上药，终于解决了鼠患。
年底了，红彤彤的辣椒沉甸甸地挂在绿色的枝头上，他们本来该理所当然地品尝丰收的喜悦。结果，海南豇豆价高，村民们愿意去摘价格高两倍的豆而不愿意采摘辣椒。
两口子慌了手脚。这批辣椒种子是跟遵义一些农户签好了协议的，必须要按时交。腊月25，两口子带人白天采辣椒晚上烘制，还拉来了在车上临时认识的老乡帮忙。2月10日，终于把辣椒种交给老百姓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事又来了。当地农户要涨田间管理费。去年900元一亩，今年涨成2000元。令狐昌英一想，算了，还是自己干吧。
在黑龙江大学读书的女儿，看父母太辛苦了，只好一放假就跑到村里给他们煮饭。
作者： 贵州都市报记者 杨春凌 袁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