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在这条弯弯曲曲的边界线上，常年住着很多勤劳朴实的乡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从一些侧面反映着贵州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本报记者顺着边界线对“黔边人、黔边事”进行了一次探访，希望通过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故事，来展示“贵州最边缘”的生存状态。
记者走黔边，记载新变迁。从今天开始，本报将陆续推出这组报道。也许，他们的故事未必惊天动地，但作为贵州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身影，会让我们备感亲切和温暖……
每天，崔亚萍都会和孩子们一起做老师布置的作业，遇到不会做的题，常常很“难为情”地请教儿子……
◎核心提示
“洁白的云在我们头顶，半天不挪动一步。”在给日记划上结尾的句号后，崔亚萍被暑假数学作业里的应用题给难住了。
她开始皱眉、挠马尾辫、咬铅笔头。
身旁同在温习功课的儿子田智力扭过头来，幸灾乐祸，笑她“笨”。崔亚萍抬手要拍打，田智力灵敏地躲开，并开心地大笑着。
这一幕，发生在贵州边境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獭乡的农家院落里。
崔亚萍30岁， 她和儿子，同为黑獭乡大溪村小学的学生。
30岁农妇坐进小学教室
■在大溪村小学，崔亚萍读4年级，大儿子田智力读3年级……
黑獭乡地处贵州东北部，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毗邻。在这个总人口万人左右的边远乡镇，年轻男女们往往十四五岁即放下学业，外出打工。30岁的小学生崔亚萍，在这个群体中显得有些“另类”。
“和妈妈做同学，随时被看管着，有点不自由。”田智力少年老成地说，男孩应该独立些才好。但他的双胞胎妹妹田智敏和田智慧却不这么认为，她们觉得每天有妈妈陪着一起上学、放学是件很快乐的事。
在大溪村小学，崔亚萍读4年级，大儿子田智力读3年级，两个女儿田智敏、田智慧念2年级。
这个有意思的求学组合“成立”于2009年，在崔亚萍的再三申请下，大溪村小学的校长正式同意接纳崔亚萍为该校学员，他说：“这事让人吃惊，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别人求知的请求。”
上学，对崔亚萍来说是心里一直打不开的结，是想忘也忘不了的梦。她是家里的老大，有3个弟弟。二弟最为努力，是名大学生，已参加工作。三弟四弟亦分别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
十几年前的乡村家庭，对女娃的要求与寄望普遍不高。在穷苦的家境中，崔亚萍为成全弟弟们的学业，小学3年级尚未读完，就南下广州，成为了一家玩具厂流水线上的“小童工”。
那是崔亚萍最灰色的日子，进厂填表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自卑得要死，只能干最简单的活，一个月挣250块钱。”崔亚萍说，到广州打工几年，让她有了再回头读书的想法。
丈夫也曾是“大龄学生”
■在崔亚萍的支持下，33岁的丈夫田增成了卫校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他将妻子送进小学……
出乎崔亚萍意料之外的是，人生的转机竟源自爱情的到来。
2000年，经亲人介绍，崔亚萍认识了大自己7岁的村医田增。两人很是投缘，于当年就结为夫妻。
田增耐以为生的行医技能来自父辈祖传，与崔亚萍相似，他对自己因家境贫困而没经历过系统医疗知识的学习，一直耿耿于怀。组成家庭后，田增曾以为自己的“学医梦”更加难以实现了。因为系统的学习，至少需要3年时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若外出求学，意味着家庭在3年内将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崔亚萍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心思”，她毅然决定要支持丈夫的“学医梦”。崔亚萍四处借钱，凑齐读专业卫校所需的学费，在2005年8月把田增送进了沿河县卫校医学专业。然后她孤身南下打工，挣取微薄酬劳养家。
“我进入卫校时33岁，身边同学最大的才16岁。”田增说，3年学业，他没跟“小年轻们”玩过一次游戏，没打过一次篮球，他要用最努力的学习，来回报妻子的无私支持。“我晓得她也想上学，当时就下决心，自己毕业后就送她读书。”
2008年8月，田增顺利从沿河卫校毕业，成为黑獭乡大溪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
一年后，他拖着崔亚萍的手，敲响了大溪村小学校长的家门。
■崔亚萍平常总教育儿子上课不准开小差，可重返学校的第一天，她自己几乎一直在发呆……
2009年3月1日，崔亚萍以2年级新生的身份重新走进学校时，竟然紧张得手脚发抖。
第一堂课是语文，老师比坐在最后一排的崔亚萍还小好几岁。“那天感觉人是飘在空中的，啥子都听不进去。”崔亚萍平常老教育儿子上课不准开小差，可重返学校的第一天，她自己几乎一直在发呆。
在大溪村小学，学生们早已习惯身边的“大龄同学”。他们对崔亚萍直呼其名，从不叫阿姨。崔亚萍却把自己当成大家的妈妈，谁的裤子垮到了腰部以下，她会迅速上前替他提起；谁和谁闹了矛盾，准备打架，她立即喝斥制止……
在刚结束的这个学期，崔亚萍语文考了80分，数学只有72分，她感觉学习压力有些大。田增对此满不在乎，成天咧嘴对妻子笑。“你连字都不会写，能到这样已经很可以咯。”田增说，他和妻子有个完整的打算，要供妻子一直读下去，等初中毕业后，再让她进沿河卫校学点医疗方面的常识。然后他们一起开个小诊所，自食其力，供3个孩子念书。
野百合的春天
崔亚萍的求学故事，是记者在行走黔边途中，听一位“边境农户”偶然间说起的。
在这位农户心里，崔亚萍“有些傻”，他说：“30岁了还读啥小学，只花钱不赚钱”。
他还说，这样的事应该只会出现在类似“黔边”这样的偏远地区，因为这是“没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的人才做的事。”
的确，近年来，类似大学刚读两年就辍学做销售、中学没读完就外出打工、借钱苦读却找不到工作……的新闻报道频繁见诸媒体、网络。尤其在我国的农村地区，读书难就业的无用论、读书划不来的赔本论等开始成为部分年轻人的想法。
其实，讨论知识究竟还能不能改变命运？这个命题里有个关键的前提——掌握知识与技能，和仅仅拿个文凭的意义绝不能等同。
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过程中，正确乐观的心态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尤为重要，就像崔亚萍、田增夫妇。这也正是我们把崔亚萍求学作为《黔边人·黔边事》开篇报道的原因。崔、田夫妇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黔边人的务实、乐观与勤奋的精神，怎会是他人口中的“没见过世面”与“不了解社会”？
这对贵州边境上的小夫妻还带给我另一份感动，就是他们的爱情。
崔亚萍朴实、真诚，却有些羞涩、自卑，像开在黔边幽静山谷里的野百合。
丈夫田增为她带来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