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报料，入行纯属偶然
贵阳“报料界”有3名比较知名的职业报料人：一位是年轻的“拍客”蒯海丰，另外两名是业界比较资深的老报料人“海哥”和“峰哥”(均为化名)。只愿接受电话采访的海、峰二人都不愿意透露真实的姓名，还特意交待记者，写出来的报道里，不能有他们任何的影子。问及原因，海哥告诉记者：“黑作坊还有打群架之类的违法事件我都揭露过，很担心有人会找到我进行打击报复。”而峰哥理由则是：“和其他媒体的记者都是朋友，要是因为报料的事情只上你们一家媒体，怕得罪人啊。”
贵州职业报料人蒯海丰有一个当记者的梦
从事报料这一行7年之久的峰哥介绍，其实大多数报料人踏入这一行，纯属偶然。峰哥告诉记者：“要不是媒体之间的竞争，不会有我们这一行的存在。”起初就是因为媒体间相互竞争，才让许多人用手机、小DV与媒体建立了联系。
“其实都是热心，比如看到井盖被偷了、黑摩的扎堆了，就用手机拍照发个彩信给媒体，不仅反映了社会问题，还能得个三五十元的奖励。”峰哥向记者介绍，大多数的人就从那时起开始了“小报料”。他原来只是做点小生意，但在一次报料时就有记者告诉他，“以后有什么料就打我电话，有报料费”。渐渐地，峰哥因为在贵阳走街串巷的时间比较多，报的料也越来越多，报料费自然也颇为可观。“一开始每月千元不到，到后来每月基本有3000左右。”所以在7年前，峰哥做起了职业报料人，靠报料费养家糊口。
而当职业报料人有4年的海哥，有稳定工作，踏入这行凭的是热心。据他介绍，虽然他现在在各大媒体都小有名气，但一个月的报料费也就五六百元。他说，只要看不惯的事，我就会报料，通知记者去揭露，每当看到这些社会问题，通过媒体得到解决时，那种成就感“很满足”。
专业从事，贵阳仅20余人
峰哥告诉记者，在贵阳，仅有20多人从事职业报料。虽然在报纸、电视上报料人只留下姓，但大家知晓是谁在报料，所以在业内大家也悄悄地比较谁的料更“猛”。这20多人中，有退休人员、保安、协勤、的哥或是生意人。“有些职业是因为经常在外面跑，见到的新闻自然多，有些则是因为热心，喜欢管‘闲事’。”据峰哥介绍，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背着相机，走街串巷，而有的报料人甚至还有自己的“下线”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搜罗着城市的大小事。记者了解到，除了他们这群活跃在整个城市范围的职业报料人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报料人，比如：医院急救车队的司机、派出所的协勤人员等，这些常能接触突发事件的人也因为工作便利，通过报料赚着“外快”。
蒯海丰骑上电摩，准备出发
一段视频，改变他的人生
在贵阳城郊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单间里，记者找到了租住在此的报料人蒯海丰。一辆电瓶车、一台摄像机、一台电脑是小单间里比较值钱的大件。
在3位资深报料人中，只有这位24岁的纳雍小伙愿意在媒体上道出真实姓名。蒯海丰憨厚地笑道，“我报的料，都是为了山里的孩子，值得我自豪地说出姓名。”他在纳雍县大山里长大，初中毕业后，只身前往浙江打工，一直有一个当记者的梦。
2008年，蒯海丰用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几百万像素的DV试着学摄像，那年春运，他去火车站买车票，胡乱拍的一段视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看着农民工兄弟席地而睡时，我就记录下了他们辛酸的身影。”视频上传网络后，他不仅获得了网站200元的报料费，还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网友点击这段视频。几天后，浙江当地的记者找到他，希望蒯海丰给他们当报料人。“第一月200、第二月600……”逐渐地，蒯海丰敏锐的新闻视角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从此，他成了职业报料人。
去年3月，蒯海丰回到贵州，将镜头瞄准了大山里的孩子，“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将孩子们破旧的布鞋与漫长的上学路记录下来，让社会知晓，在大山里有那么一群可怜的孩子。”
在今年的4月份，一条关于贵州水城县营盘乡红德村几十名学生通过溜索穿过宽百米、深140米的乌蒙大峡谷去上学的新闻“飞索求学路”一时间占据着中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据蒯海丰介绍，这条线索是他在饭桌上得来的。当时他在吃饭时听朋友随口说了一句，“我们那里有群娃娃用绳绳穿峡谷才能去上课，惊险得很啊。”蒯海丰第二天便提着摄像机走进大山，亲自坐溜索，拍下每一个孩子“飞索求学”的镜头。视频上传至网络后，他又拨打各大媒体的热线，使得大山里这群用生命求学的孩子们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蒯海丰告诉记者：“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虽然当不了记者，但我一样可以从事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为大山里的孩子搭起通往外界的桥梁。”
⊙实习生 丁中岚 李福杨 贵州都市报记者 王飚 摄影报道